2003年，岳麓書社啟動《郭嵩燾全集》圖書編輯工作，明確由筆者擔任該書的責任編輯。轉(zhuǎn)眼10年過去，皇皇800余萬言的《郭嵩燾全集》(簡稱《郭集》)終于出版了。面對經(jīng)過數(shù)次審校、堆積如山的樣稿，我心中既有如釋重負的喜悅，也有“畫眉深淺入時無”的忐忑不安。這些年來，筆者以戒慎恐懼的心態(tài)，盡力投入到《郭集》的編輯工作中，愿借這個機會把編輯過程中的點滴體會與同行分享。
選對主編選對圖書定位
郭嵩燾(1818~1891)，字伯琛，號筠仙，湖南湘陰人。清道光進士，歷任翰林院編修、蘇松糧儲道、兩淮鹽運使、署理廣東巡撫等職。1876年出任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。鑒于郭嵩燾在外交和學術(shù)上的重要地位，岳麓書社把其著作列入重點圖書出版規(guī)劃。岳麓書社作為一家地方古籍出版社，歷來重視鄉(xiāng)邦文獻的整理與出版，已經(jīng)出版的《船山全書》《曾國藩全集》《魏源全集》等圖書在海內(nèi)外產(chǎn)生了很大影響。擔任大型全集的圖書編輯，對筆者來說既是一個光榮的任務，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(zhàn)。好在我們社里有編輯過《船山全書》《曾國藩全集》的楊堅、唐浩明等先生，他們學識淵博，經(jīng)驗豐富，我虛心向他們求教，兩位先生對我這個后生晚輩非常提攜，提出了很多具體的意見和誠懇的建議。在他們的具體指導下，我逐漸理清了思路，確定了努力的方向。
首先，要選擇一個好的主編。這個主編必須有深厚的學術(shù)功底，還要有高度的責任心。經(jīng)過與時任社長曾主陶商量，我們首先確定的人選是王興國先生。王興國是湖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員，著有《郭嵩燾評傳》(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)，對郭氏的學術(shù)思想、人生經(jīng)歷、著述版本都很熟悉。我們幾次拜訪王先生，他雖然很感興趣，可是考慮到自己年齡偏大，身體狀況也不夠好，于是推薦了梁小進先生。梁先生是長沙有名的文史專家，也為我們整理過《左宗棠全集》《曾國荃全集》等書。經(jīng)過我們慎重考慮，覺得梁先生完全能夠勝任這套全集的主編，于是又登門拜訪梁先生，梁先生欣然答應出任主編。實踐證明，請梁先生出任主編，是推動這部全集成功出版的關(guān)鍵一步。舉一個例子可以證明，2011年12月的一個夜晚，凌晨3點半鐘，我的手機傳來信息鈴聲，我晚上也失眠，打開一看，原來是梁先生通報：“《郭集》書信終于全部完工了，呵呵呵。”想到一個年過六旬的老人工作到凌晨，我禁不住潸然淚下。
其次，是對著作者的定位。郭嵩燾是晚清史上一位重要人物，因為他不像曾國藩、左宗棠那樣有顯赫的軍功，所以也不像他們那樣為人們所熟知。在接手《郭集》的編輯任務后，我對郭嵩燾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，對他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。如郭氏自己所說：“流芳百世千齡后，定識人間有此人。”在晚清歷史上，湖湘人才輩出，如魏源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，曾國藩、左宗棠延緩了清王朝覆滅的時間，那么郭嵩燾則是提出從制度上學習西方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第一重要人物，他遠遠走在了時代的前列。這對一個深受以天朝大國為中心傳統(tǒng)思想影響的士大夫，是要有何等過人的見識與突破藩籬的勇氣。郭嵩燾雖然做過署理巡撫、第一任外交官，但其著述的時間多于出仕的時間，他首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學者，其次才是政治家和外交家。正因為確定了這樣的定位，我們在安排全書的體例時，以經(jīng)、史、子、集為順序，這同于《船山全書》，異于《曾國藩全集》《左宗棠全集》，因為曾、左二人多年的軍旅生涯，奏稿是他們著述的重點。遺憾的是，在郭氏現(xiàn)存的著作中，子部的內(nèi)容非常少，只有《莊子評注》和《管子評注》兩種，計7萬多字。為了整體上的合理安排，我們把以上的子部兩種附在集部之后，雖然很好地解決了全書材料分配的問題，但難免有些微疵。
資料完整得益于多方支持
編輯一套歷史人物的全集，資料的搜集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非常困難的。對于資料的搜集，我和主編商定了一個原則，即力爭做到“只言片語，求全責備”。郭嵩燾一生學識淵博，勤于著述，留下了宏富的著作，但是因為多種原因，其著述大多散佚，受其委托整理遺著的大學者王先謙曾說其“生平撰著大半散佚”。為了盡可能搜集到更多的郭氏著作，我們采用了明確的梳理辦法。首先是根據(jù)相關(guān)資料按圖索驥，查找郭氏的著作。關(guān)于郭嵩燾的著述情況，郭氏曾在所著《湘陰縣圖志·藝文志》及其日記中有所記載；郭氏后裔郭群曾撰有《湘陰郭氏遺著提要》，作了補充說明。郭嵩燾去世以后，王先謙根據(jù)郭氏生前的委托，整理他的遺著，并列出已刊著作11種、未刊著作5種。王興國先生的《郭嵩燾評傳》，也有專門章節(jié)論述郭氏著作。我們一一核實這些資料線索，希望能找到存目的郭氏文稿。為此，我們派編輯組的同志遠赴北京、廣州、南京、昆明等地，輾轉(zhuǎn)反復，獲得了很多珍貴的郭氏手稿等資料。其次，我們盡可能利用網(wǎng)絡線索查找資料。當前整理全集，有一個便利的條件是網(wǎng)絡資訊發(fā)達，可以提供很多有價值的線索。為此，我們編輯組專門安排一位熟悉網(wǎng)絡的同志，負責收集有關(guān)郭嵩燾著述的信息。正是通過這個辦法，我們了解到山東省圖書館收藏有100頁郭嵩燾手稿如獲至寶，趕忙派人去濟南與圖書館洽談，得到了這批寶貴的資料。
在搜集郭嵩燾文稿的過程中，我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大力支持，這讓我們非常感激，也更加激勵我們努力編好這套全集。根據(jù)汪榮祖《走向世界的挫折》一書的記載，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有郭嵩燾任駐英國公使時的信函，我們與英國國家檔案館聯(lián)系，請求他們支持《郭集》的出版。他們的工作人員熱情地為我們調(diào)閱了館藏的郭嵩燾檔案，并將之全部照相，制成光盤，寄至長沙。我們編輯組得知云南省圖書館藏有郭嵩燾的珍貴手稿，寫信給云南省委書記秦光榮，秦書記了解到家鄉(xiāng)編輯《郭集》的情況，百忙之中親切指導。在他的關(guān)懷下，云南省圖書館給我們提供了館內(nèi)珍藏的郭嵩燾手稿復印件。至此，有關(guān)郭嵩燾的資料我們能搜集到的，都列入《郭集》中了。
秉持大處著眼小處仔細原則
相對于單本書的加工，全集的加工有自己鮮明的特點。為了編好《郭集》，我們確立了一個編輯加工原則，即“大處著眼，小處仔細”。
所謂“大處著眼”，就是要有大局觀，在成書之前要對整套書的大致輪廓有所規(guī)劃。在計劃出版《郭集》時，我們首先對這套書的規(guī)模、篇幅、體例等進行了思考和設計，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不斷修正和完善。在整套書的體例上，原先確定《郭集》按照經(jīng)、史、子、集4部編排，但是對同一部內(nèi)卻沒有仔細考慮。如在經(jīng)部內(nèi)，原先考慮的是第一冊為《禮記質(zhì)疑》，第二冊為《大學章句質(zhì)疑》《周易異同商》等數(shù)書合刊。在編輯過程中，經(jīng)過仔細斟酌，我們確定還是應該參照《四庫全書》對經(jīng)部的體例安排，于是修改為第一冊是《船山王氏〈周易內(nèi)傳〉箋·周易釋例》，第二冊是《周易異同商》《大學章句質(zhì)疑》等數(shù)書合刊，第三冊是《禮記質(zhì)疑》。這樣一修改，與整體的編排更為吻合了，也合乎讀者的閱讀習慣。
也正是因為從大處著眼，我們在全書的編排上也頗費心思。如在郭嵩燾日記中附錄了很多對聯(lián)，20多年前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《郭嵩燾日記》時就將該對聯(lián)附錄其中。這次我們出版《郭集》，考慮到可將詩集、聯(lián)語、文集統(tǒng)一為集部，便從日記中抽出這部分對聯(lián)，既避免了內(nèi)容的重復，又保持了體例的完整。
所謂“小處仔細”，就是要對全書細致加工。所謂細，就是要細在對書稿內(nèi)容的甄別上。我們搜集郭嵩燾文稿時，希望盡可能收集到更多的作品，但是難免因過于急切而出現(xiàn)誤收他人作品的情況。對于整理者輯佚的所有郭氏稿件，我們編輯組都會認真審核。如整理者根據(jù)有關(guān)書籍的內(nèi)容，收到一副郭嵩燾的對聯(lián)，后來經(jīng)過我們考證，實為郭氏胞弟郭崑燾的創(chuàng)作，只能遺憾地刪除。細，還要細在對書稿內(nèi)容的審核上。如《郭集》中的郭嵩燾書信，包括由王先謙整理刊刻的《養(yǎng)知書屋遺集》的書信部分，以及大量的郭氏書信輯佚，整理者為保持原貌，對書信標題的處理則出現(xiàn)了稱謂不統(tǒng)一的現(xiàn)象，比如致李鴻章的信，就有“致李鴻章”“致李伯相”“致李傅相”“致李少荃”等，編輯組經(jīng)過討論，統(tǒng)一修改為“致李鴻章”，具體書信內(nèi)容則保持原貌不變。至于書稿中有“閑”錯為“間”“晤面”錯為“唔面”等文字差錯，不一而足，也是需要耐心細致方能發(fā)現(xiàn)的。為了發(fā)現(xiàn)一些細微的錯誤，編輯組幾年來一遍又一遍審校文稿，深深體會到“校書如掃落葉，旋掃旋生”的艱辛。
總之，從體例的確定、資料的搜集到文稿的審核，《郭集》15冊編輯出版無不凝聚著編輯人員的心血。10年的辛勤耕耘，終于又為湖湘文化再添光彩，這讓我們所有的編輯同仁都感到由衷的欣慰。